想象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。当农民就当农民，这没有什么可说的。无数象他这样的青年，不都是用双手劳动来生活吗？他，农民孙玉厚的儿子，继承父业也可以说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。但他不能排除自己的苦恼。

这些苦恼首先发自一个青年自立意识的巨大觉醒。

是的，他很快就满二十二岁——这个年龄，对于农村青年来说，已经完全可以独当门户了。

可是，他现在仍象一个不成事的孩子一样生活在一大家人之中。父母亲和大哥是主事人，他只是在他们设计的生活框架中干自己的一份活。作为一个已经意识到自己男性尊严的人，孙少平在心灵深处感到痛苦。这决不是说他想在家里“掌权”。不，在这一大家人中，父亲和大哥当然应该是当家人。说实话，即便是现在让他来主持这个“集体”，他也干不了……由此看来，他无法从这个现实中挣脱。

但他的确渴望独立地寻找自己的生活啊！这并不是说他奢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处境——不，哪怕比当农民更苦，只要他象一个男子汉那样去生活一生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

无论是幸福还是苦难，无论是光荣还是屈辱，让他自己来遭遇和承受吧！

他向往的正是这一点。

其实，我们知道，这种意识在他高中毕业时就产生了，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的变迁，他内心这种要求表现得更为强烈罢了。

按说，要做一个安份守己的农民，眼下这社会正是创家立业的好时候。只要心头攒劲，哪怕纯粹在土地上刨挖，也能过好光景。更何况，象他们家现在还有能力办起一个烧砖窑，那前程不用说大有奔头。发家致富，这是所有农民现在的生活主题。只要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钱花，身体安康，儿女双全，人活一世再还要求什么呢？

谁让你读了那么些书，又知道了双水村以外还有个大世界……如果你从小就在这个天地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那你现在就会和众乡亲抱同一理想：经过几年的辛劳，象大哥一样娶个满意的媳妇，生个胖儿子，加上你的体魄一会成为一名相当出色的庄稼人。

不幸的是，你知道的太多了，思考的太多了，因此才有了这种不能为周围人所理解的苦恼……既然周围的人不能理解他的苦恼，少平也就不会把自己的苦恼表现出来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他尽量要求自己用现实主义态度来对待一切。

毫无疑问，对孙少平来说，在学校教书和在山里劳动，这差别还是很大的。当老师不必忍受体力劳动的熬苦，而且还有时间读书看报……虽说身在双水村，但他的精神可以自由地生活在一个广大的天地里。如今，从早到晚天天得出山，再也没有什么消闲的时光看任何书报了。一整天在山里挣命，肉体的熬苦使精神时常处于麻痹状态——有时干脆把思维完全“关闭”了。晚上回到家里，唯一的向往就是倒在土炕上睡觉，连胡思乱想的功夫都没有。

一个有文化有知识而爱思考的人，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精神生活，那痛苦是无法言语的。

这些也倒罢了。最使他憋闷的仍然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。他很羡慕村中那些单身独户的年轻庄稼人，要累就累得半死不活，毕了，无论赶集上会，还是干别的什么事情，都由自己支配，这一切他都不能。理性约束着他，使他不能让父亲和哥哥对他的行为失望。他尽量做得让他们满意，即是受点委屈，也要竭力克制，使自己服从这个大家庭的总体生活。

农村的家庭也是一部复杂的机器啊！

他一个人在山里劳动歇息的时候，头枕手掌仰面躺在黄土地上，长久地望着高远的蓝天和悠悠飘飞的白云，眼里便会莫名地盈满了泪水，山里寂静无声，甚至能听见自己鬓角的血管在哏哏地跳动。这样的时候，他记忆的风帆会反复驶进往日的岁月。石圪节中学，原西县高中……尽管那时饥肠辘辘，有无数的愁苦，但现在想起来，那倒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妙的时光。他也不时地想起高中时班上的同学们：金波、顾养民、郝红梅、田晓霞、候玉英……眼下这些人都各走了各的路。金波正在黄原跟他父亲学开汽车。红梅和他一样，回村后当了小学教师，听说现在仍然当着。候玉英的情况他现在不很清楚——他和跛女子早已断绝了“关系”。

顾养民和田晓霞如同学们预料的那样，去年秋天都考上了大学。养民如愿地考进了省医学院，晓霞进了黄原师专中文系。

每当想起田晓霞，他总是感到一种惆怅和苦涩。自她进入大学后，他就再也没给她写信，主动断绝了关系。有什么必要再联系呢？归根结底，他们走的是两条道路，而且是永远不会交叉的两条路。晓霞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寄自黄原师专，他没有给她回信，也就没有再收到她的信。他们的关系随之结束了。对于他来说，这也是自己一个人生阶段的结束……他一个人独处这天老地荒的山野，一种强烈的愿望就不断从内心升起：他不能甘心在双水村静悄悄地生活一辈子！他老感觉远方有一种东西在向他召唤，他在不间断地做着远行的梦。

外面等待他的生活